紐約眼
從家國到國家



插圖.含仁


前兩期發表的《路過河姆渡》一文,談到了中國這個國家的形成及其特質,淺嘗輒止,意猶未盡,覺得還有不少問題,值得進一步挖掘,不妨沿著那個思路,繼續探討。
記得多年前在柏克萊聽舒曼先生(Franz Schurmann)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一堂課,整整兩個小時,就圍繞著一個「國」字發揮。中國人的國家觀念,他認為,跟中國文字創造的「國」字,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國」字有兩個方框框,外面那個大方框,既象徵四面包圍的城晼A又可以視為文明與野蠻的分野。框框裡面,代表有一定禮儀規章制度的文明世界,外面則是不懂得「慎終追遠」價值的野蠻地方。大框框裡面的「或」字,舒曼分解為三個組成部分:「戈」代表武裝保衛力量,小「口」代表人民,下面那一小橫,他的詮釋最有趣,即為「祭壇」的象徵。
舒曼充滿想像力的推論,發生在中國處於封閉狀態而有關中國的資訊極為缺乏的六十年代末期,現在回想,的確相當驚人。對照舒曼的大膽猜想,現在可以看到中國近年公布的考古資料。我就以大約發生在六、七千年前的姜寨村遺址,略作說明。
姜寨村遺址屬於考古學上的仰韶彩陶文化,應該是歷史傳說的「三皇」時期。所謂「三皇」時期,當代歷史學的解釋是:第一,父權尚未確立的母系社會;第二,神權業已萌芽,但還沒有取得統治權;第三,氏族形成但階級沒有分化,貧富不均和階級壓迫剝削不存在。簡單說,這就是後世儒家在《禮運大同篇》刻意歌頌的天下為公大同世界。
儒家製造的這個烏托邦,是否值得追求,很可以懷疑。因為,階級尚未分化的氏族平等社會,事實上是由於生產力仍然薄弱,財富無法累積,每個人都必須勞動,才可能糊口。既然沒有財富累積,便不可能產生壟斷財富不事生產的奴隸主,也沒有從事保衛和掠奪的軍政階層,「巫」或已出現,但也毫無主宰力量,不過安定人心,協助生產罷了。舉例說,同屬仰韶期彩陶文化的半坡遺址中,發現了「粟米小罐」,可能是祈求「粟米之神」的祭祀遺存。
總之,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時代,在後來稱為「中國」的大地上,連「酋邦」都還沒誕生,遑論國家,實際出現的只是散布在溪流平原河谷靠原始農業營定居生活的「村落」。
然而,這些「村落」,規劃結構,與大約一千年後逐步湧現的「國家」,何其相像!
姜寨村遺址體現的便是這樣一個模型。
遺址整體呈橢圓形,東西長兩百十米,南北寬一百六十米,總面積三萬三千六百平方米。在這個範圍內,布局規整,秩序井然,保衛、生產、生活等各個方面,都有事先規劃好的合理安排。
橢圓形的中心,有一個五千平方公尺的廣場,無疑是群居生活的共同活動場地。廣場周邊,有東、西、南、北和西北五個房屋群,每個房屋群大約有房屋一百座,每戶的大門都開向中心廣場。如以每戶四口計算,村落總人口大約在兩千五百人左右。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兩千五百人的生存發展,遠遠超過以狩獵採集為生產手段的「游團」時代的需要。根據現代動物學的研究,跟人類最接近的黑猩猩,目前仍營「游團」生活,每個黑猩猩游團的成員,大約二十五名上下,從二十五個游團成員,發展到兩千五百人的村落聚居,可能要四、五千年的長期經驗累積,姜寨遺址便是這種經驗累積的具體呈現。房屋區的外環,建築了既可排水又可以作為防衛工事的圍溝,溝外從東北到西南,分置三片墓地。分開埋葬的習俗,說明家族單位的重要意義。圍溝內面,安排了燒製陶器的窯場和牲畜夜宿的場所。很明顯,由於需要保護的生命財產,都在圍溝範圍以內,圍溝就成為後世發展出來的城棯形。


後於姜寨村的河南濮陽西水坡M45號墓,發現龍、虎、鹿的蚌塑遺跡,張光直認為是原始道教的三蹻,墓主是個原始道士或巫師,「龍、虎、鹿乃是他能召喚使用的三蹻的藝術形象,是助他上天入地的三蹻的形象。」
無論如何,姜寨遺址將生產和生活的所有有關設施,構築在中心廣場四周,說明在此居住的兩千五百人,有一個共同生活的精神核心地點。廣場上的活動,即使尚未成為禮儀化的宗教祭祀,這種精神文明,已經具備了溫床,呼之欲出了。
在沒有考古資料可循的六十年代,舒曼教授,一個外國人,僅憑想像和推理能力,就把中國這個國家的一個核心特質,通過一個字的解析,精準描繪出來,而當今絕大部分中國人,對此毫無瞭解,也夠諷刺的了。
談到這裡,不能不強調,中國這個歷史文化源遠流長的產物,它的形成,與中國文化最特殊的要素──漢字,關係非淺。
不能想像,如果沒有漢字作為紀錄、溝通、教化和傳承的基本媒介,人口眾多、幅員廣大、地形複雜和種族多元的東亞大地,不可能形成歷史綿延不斷、文化互通交融的大一統政治實體。中國的國家形成,漢字是主要的凝結工具。
眾所周知,即使是占「中華民族」絕大多數的漢族內部,口述語言雖大致分為若干「語系」,每個大語系裡面,彼此還是無法順利交流。我出生的江西省,二戰後分為八十一個縣,每個縣有自己的方言。即使同在一個縣內,往往翻過山,渡過河,兩邊的方言就完全不同。書寫文字若未統一,中國可能出現上千國家。事實上,歷史發展證明了這個論斷。秦始皇帝統一的國家,是從五帝時代上萬個「酋邦」,逐步兼并淘汰成幾百個「方國」,再通過春秋戰國的大小無數次戰爭,最後從「七雄」合為一國。
國家形成的過程是由多歸少,由小成大,文字的發展也離不開這條規律。今天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中通用的漢文字,發展統一的歷史過程,也有六、七千年以上的積累沉澱,從仰韶期和良渚文化的「陶符」,到殷商甲骨文,到殷、周、春秋時代的鐘鼎文,到秦大篆、秦╲漢小篆,最後定於漢隸唐楷,直到今天大陸實行的簡體漢字,基本趨向是由異趨同,由繁變簡。
然而,必須指出,中國的國家形成和中國文字的演變,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共同點:多元一體。「多元」者,就是同時代存在著變異;「一體」者,不同的變異之中,有一條共同的主線。
尤其讓我心旌搖蕩的是,中國文字最早的原始形態,貫穿著天上人間的神祕交通,表達了家族承續綿延的終極願景。甲骨文裡面,幾乎毫無例外,「王」的旨意,全都是上帝的指示。當然,我們可以說,這種宗教儀式,實際只是假「神」之名,行「王」之事,不過是神權統治的藉口。可是,不能否認,在當時的歷史現場,從「王」到「民」,對「天」的信仰,沒有任何分歧。
鐘鼎文又稱金文,殷商到西周時期應用較少,東周到春秋時期漸多,特別是在東周式微,春秋戰國以後,諸侯大夫的家族力量上升,銅器鑄造不再受到限制,有些銘文實在有意思。我每次在博物館看到諸如:「子子孫孫其永寶」和「婦子後人永保享用」一類詞句,不免想到:我們這個「國家」,的的確確,是從「家國」發展出來的。
故意忽略「家國」的「國家」,在中國文字的地盤,除了新加坡「天高皇帝遠」,又因馬來西亞的特殊需要而排斥成國,其他任何地方,不可能憑空創造。

作者
台大哲學系畢業,一九六六年就讀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政治研究所,後因投入保釣運 ,放棄博士學位。七二年考入聯合國祕書處,一九九九年退休。作品包括小說、散文、評論與運 文學等,出版有《劉大任作品集》十二種(皇冠出版),本專欄亦結集出版《紐約眼》《空望》《冬之物語》《月印萬川》《晚晴》(印刻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