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眼

火熱一生--悼李我焱

劉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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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含仁

深夜,電話裡傳來低沉的男聲,是從不主動聯繫的吳章詮兄。
「李我焱過去了。」他說,聲音十分平靜,好像死者跟他沒什麼關係。但我知道,他一向是個說話不帶感情的人,一切深埋心裡,只用行動傳達。他的表哥李我焱有次對我說:我這個表弟是只做不說的,其實,多年前的保釣運動,美東這一塊,他是幕後的主要推動力量。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兵敗如山倒,李我焱當時還是初中學生,跟著舅舅(吳章詮父親)一家到了台灣。來台之前,他在南京讀書,不但參與過燒遍全國的反饑餓、反迫害、要民主、要自由學生運動,而且,我們一道在非洲共事的那段日子,他曾私下透露:當時參加的讀書會,上級領導就是後來成為「四人幫」文膽的姚文元。
那是一個烽火遍地的時代,十五、六歲的優秀青少年,奮不顧身縱身大火的,大有人在,可是,到了台灣,依然奮不顧身的,就很少見了。
我焱名字中那個「焱」字,三個「火」組成,也許,父母命名時,算過命裡缺火,特別找來這個罕見的字,補其不足,卻沒料到,反而造就了他的火熱一生。
就讀台大物理系時,正是白色恐怖時期,我焱捲入左翼讀書會事件,被捕下獄,成為政治犯,坐了幾年政治牢。所以,雖然我們好像是同時代的人,他因為坐牢耽誤,實際年齡比我大上好幾歲。坐牢經驗顯然沒有摧毀他,但的確給他帶來麻煩。
那種牢,可不好坐。我焱回憶:一進去,他們有種「專家」,三兩下就把你的膀子卸下來,你只能像狗一樣,躺在地上,不招認就不給裝回去。
海外保釣運動後期,他因為領導作風偶有「霸氣」表現而遭忌,被極左派抓住私生活上的小辮子,往死裡整。有人積極籌劃,想通過某些渠道,將他押解回那時還在文革的大陸勞動改造。還有人主張雇用黑道槍手,將他就地正「法」。甚至有人誣衊他出賣同志,而且振振有詞:如果沒出賣同志,怎麼可能逃出黑牢?而且還能出國?我焱有次告訴我,國民黨的高層中,他最欣賞姚舜。姚舜是蔣經國手底下負責黨務工作的紅人,保釣初期奉蔣之命到美國疏導,到了紐約,李我焱布置了「公審大會」,搞得姚舜無地自容。然而,我焱說,當初出國,要不是姚舜擔保,他的政治背景,根本沒有可能。
一九七四年,記得恰好是「五一勞動節」前夕,我因為十二指腸潰瘍出血,住在北京首都醫院(前協和醫院)。每天下午三、四點鐘,我焱必來探病。他拒絕參加官方安排的各種參訪活動,來了也不太講話,就坐在我的病榻旁邊,滿臉愁容,一坐一個小時。除了聯繫院方醫療人員,無微不至地照顧我的病情,他心裡究竟有什麼心事,一個字都不肯透露。回紐約後,我才明白他被「圍剿」的孤立無援處境。我跟張北海、郭松棻由於說了幾句公道話,就給戴上了「保皇派」的帽子,從此成為海外保釣左翼陣營的「不受歡迎人物」。

保釣初期,海外的台灣留學生,或許是白色恐怖心有餘悸,或許是多年習慣政治冷感的影響,或許是考慮自己的事業前途,碰到批評政府、撼動威權的事件,敢冒天下大不韙拋頭露面的人,多被視為糊塗蛋或傻瓜。黑牢蹲過的李我焱,死不悔改,別人不敢出面的事,他當仁不讓。一九七一年一月三十日,紐約附近的保釣行動委員會,號召群眾,在聯合國附近的哈馬紹廣場舉行示威大會,我焱主持會議,我記得他的講演中,有這麼一句話:我們來到了歷史轉折點上!那時候,他正在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做後博士研究,擔任吳健雄(楊振寧、李政道的理論實驗負責人)的研究助理。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日,我從柏克萊(舊金山灣區)長途開車,橫跨美洲大陸,趕赴華盛頓,參加全美保釣大示威遊行。我焱是有史以來北美規模最大的華人聚會的總指揮。雖然事前經常通過電話聯繫,那天第一次見面。我焱指揮若定、巨細兼顧的組織領導能力,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當天晚上,大夥在馬里蘭大學禮堂開總結會,我焱要我上講台報告西部的運動狀況,我猶疑不決,他拍拍我的肩膀說:「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別管什麼小報告啦,你的黑材料早跟我差不多了。」
那時候的我焱,內心想法和我其實並不一致。我只是基於義憤,覺得不做點事就對不起自己的良心。他已經有一套完整的歷史發展觀念,認為中國革命因為美國插手而無法完成的部分,現在到了啟動轉折的臨界點。
我跟我焱往來互動最頻繁有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正當保釣高潮。一九七一年五月,柏克萊「日出劇社」應邀到洛杉磯演出傅運籌跟我根據曹禺劇本改編的台灣版《日出》,散戲後在李傑信家開會,討論釣運何去何從。這時距第一次示威已經四個月,保釣示威對政府政策毫無影響,內部漸趨渙散,大家都覺得必須再接再厲,然而,後續工作如何進行?我主張發起全美聯合簽名請願,當場草成請願書。接下來的問題是:連傳真機都還沒有發明的條件下,又必須趕時間完成,如何實現全美各地的背書和簽名?這個不可能的任務就交給了李我焱。他在不到一禮拜內,完全靠長途電話聯絡,不但通過協商定稿,而且取得了各地行動委員會的一致支援和簽名。
這次請願雖然跟以前的示威遊行一樣,沒有任何官方的反應,但在宣傳釣魚台問題方面有深遠廣泛影響。一個多月以後的暑假,全美從東到西,召開了若干次「國是大會」,通過了海外華人有關中國未來的重要決議。
我焱一生的命運,跟發生在一九七一年秋的周恩來接見所謂的「保釣五人團」事件有不可切割的關係。由於美、中尚未建交,以我焱為首的陳琣腹B陳治利、王正方和王春生「五人團」,必須偷渡來回加拿大,才能前往北京,過程頗有風險。回來後,各地保釣團體在校園內召開「五人報告會」,放映實地拍攝的幻燈片,並分頭報告所見所聞。這是海外華人第一次看到「中國真相」的一手資料。
也許就因為風頭太健,直接間接造成了後來的「圍剿」和「流放」。
「圍剿」前面介紹過,「流放」則發生在一九七四年的秋天。
我跟我焱互動頻繁的第二期發生在非洲,我們兩家幾乎每天來往,前後差不多三年。所謂「流放」,一則是極左派造謠誣衊,另一方面,也頗似我焱自己的心情。事實上,為了避免是非,他決定自願到非洲去工作。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是人類環境斯德哥爾摩會議決定設立的機構,也是總部設在非洲的第一個聯合國機構。我焱是開疆拓土的先鋒人物之一。他的物理專業終於發揮了作用,他在肯亞首都內羅畢工作直到退休,開創並擴大國際環境救援方面極為關鍵的「國際查詢系統」(International Referral System)。世界任何地方發生的任何環境災難,救援工作的第一反應,就是從這個「系統」尋求資訊和幫助。
我焱一生火熱,犧牲的不止是自己的前途,他的家人也受池魚之殃。長子阿牛跟我家老大在非洲同班,早在保釣初期,家裡天天開會,人人抽菸,孩子由感冒轉為惡性氣喘,十二歲時,又因花粉黴菌復發,竟夭折於非洲。
吳章詮說,他表哥的死因是massive heart attack (大範圍心臟病發作),根本無法搶救。他的死,痛苦的時間也許很短。但,跟他為人做事的風格何其相似,都是不留餘地的。
這是中國革命史上最黑暗的時代留給後人的遺產。

作者 劉大任

台大哲學系畢業,一九六六年就讀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政治研究所,後因投入保釣運動,放棄博士學位。七二年考入聯合國祕書處,一九九九年退休。作品包括小說、散文、評論與運動文學等,出版有《劉大任作品集》十二種(皇冠出版),本專欄亦結集出版《紐約眼》《空望》《冬之物語》《月印萬川》《晚晴》(印刻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