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爪追蹤

香港友 多聞

詹宏志

people@nextmedia.com.tw


插圖.含仁

就在一九九七年吧,香港回歸中國前夕,一位香港記者路上攔住我,急切問起我對九七以後香港言論自由的看法。我說,我真的不能想像香港失去言論自由的模樣,香港是亞洲地區「老牌的」言論自由之地,多少年來香港是亞洲地區,更不用說是華人治轄地區,一個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的「典範」;在喧嘩熱鬧的廣式茶樓裡,人們一面飲茶嘆點心、一面攤讀「葷腥不忌」的報紙、一面大聲議論「百無禁區」的話題,這已經是我心目中某種「三代之治」的烏托邦景觀。
香港的言論自由,不是理想主義者的「概念」,而是一種庶民的「生活方式」,這當然是港英時代留下的「殖民餘毒」或「歷史意外」(端看你站在哪一邊看這件事);但也因為持之已久、滲透也深,要把香港老百姓血液裡頭的言論自由細胞拿走是不容易的。對我而言,九七以後如果香港立刻發生言論自由大倒退,那將是大變動與大震撼,絕非「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的本意。我最後說,九七以後,如果部分傳媒或企業因為揣摩政治風向而「自動收縮」若干言論的邊界,是可以想像的,但如果香港發生全盤性的言論限制,退後到和中國同一套尺度,那將是不可想像的。
現在我已經不復記憶,當時說這些話是源於有根據的推論,還是基於某種情感的「期待」,或者用我當時愛用的話,是一種「帶著願望的邏輯」?
我對香港是「有感情的」(所以我的分析未必可靠),我甚至認為我這一代的台灣讀書人都「欠」香港一份情。也許比我年輕的台灣世代已經不知道我們曾經歷過一個思想遭封鎖、說話不自由的「苦悶時代」,我們得要從各種縫隙張望,才能偷窺一點點世界,其中一副我們藉以張望世界的望眼鏡,就是「香港」。
七十年代初,我離開鄉下到了台北,內心滿懷讀書的渴望,希望在豐富的城市裡看見更大的世界。一天在上課途中,我新認識的同學轉身偷偷遞給我一本包裹緊密的書,並用手指比在嘴上做了一個噤聲的手勢。我明白這個手勢,這是我們傳遞一切「禁忌事物」共同的手勢,也是我們向一切「壓迫宰制」表示對抗和棄絕的手勢,我回到宿舍把書打開來,發現是香港「小草叢刊」所印行的《陳映真作品集》。
陳映真此時還在白色恐怖的牢獄之中,沒有人能在公開場合談到他,更不要說流傳他的作品。我聽說過他,但不曾讀過他的作品。但那一個晚上,我讀得雙眼紅腫,內心激動,每個角色都在我腦中縈迴不去:越戰中身心俱疲的黑人軍曹巴尼、貧窮而虛無的弟弟康雄、送喪隊伍裡吹小喇叭的三角臉、在年輕佣人青春肉體上尋求安慰的衰老康先生…,我從一本不知來歷的書本,認識了台灣最重要的一位作家。
幾年後,我和剛出獄的陳映真先生見面,談起這本建立起讀者認識作者的書,陳映真也不知道這本書的刊印者是誰,兩個人一同搖頭稱奇,我們都沒有感覺到這是「侵犯版權」,我們都覺得這是來自香港某位有心人的「義舉」。


我認識台灣的某一部分必須「通過」香港,更不要說,我想認識那巨大陌生的中國(特別是那諱莫如深的「文化大革命」),更必須經過香港。當時台灣對中國資訊的封鎖是驚人的嚴格,我們不但不易看到任何來自大陸的隻字片語,就連一兩封國外輾轉捎來的家書也極困難。香港書刊有任何言及中國現況的內容都在查禁之列,我們偶而能私下傳讀幾本僑生朋友帶來的《明報月刊》和《七十年代》,我們也是因為這樣熟知了胡菊人、李怡的名字。
政治相關訊息只是其中一個面向,事實上新聞不自由的副作用遠比想像為大,「言論控制」經常連帶「封閉、過濾」了許多內容,我很快地從香港各種作家的內容裡,感覺到他們的「見多識廣」,也感覺到他們的活潑創造,他們沒有選題的壓力,沒有意見取向的壓力,他們甚至沒有歷史傳統,他們「我手寫我口」,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一位大學者曾經說香港是「文化沙漠」,引起一場軒然大波;不只是這位大學者,現在許多台灣、大陸的文化界人士,甚至也包括一些自怨自艾的香港文化圈友人,常常也持有香港是「文化營養不良地區」的想法。但這不是我「看到的」或「讀到的」香港,香港社會整體也許是少了一種「文化從容」的空間,或者不如說是少了一種優雅「販賣文化」的市場(比起台灣或者中國大陸),從我的經驗來看,開放而富裕的香港其實是「臥虎藏龍」的,各種「愛讀書、會讀書」的聰明人藏身其中,隱於朝或隱於街市,在他們偶而為文的隻字片語中,都曾經給我無數的啟蒙啟發。
這張我內心虧欠的長長名單中,不乏耀眼的像林行止、張五常這種巨星,但也包括比較隱晦的像梁濃剛、張德勝這樣的聰明讀書人;既包括以談政治或大文化為中心的《明報月刊》、《百姓》、《七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知識分子作者群,也包括談時尚、談電影在《號外》、《電影雙週》上寫作的新銳文化觀察者;他們當中有人多識多變如陳冠中,也有詩意慧眼如陳耀成…。
香港評論家談大眾文化,也常常讓我驚艷。這當然不足為奇,香港本來就是大眾文化工業的重鎮(這也和言論自由有關),電影、電視劇、流行音樂,乃至於明星、名模、時尚服飾和現代都會的生活型態,香港都引領風騷,成為鄰近地區重要的發生源與傳播源;這就提供了評論者做第一手觀察研究的機會,也因緣際會出現了許多有意思的作者。我自己特別偏愛的,至少就有呂大樂和湯楨兆。
陳冠中當然也是談大眾文化的,別忘了他從前還是寫「新馬」的健將呢(《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但談馬克思主義還不如談他親眼所看見的香港社會,後來他寫《半唐蕃城市筆記》、以及近年的《我這一代香港人》等,可就有趣極了,如果香港的存在可以得到一種文化意義上的「辯護」,這些文字應該是要成為最雄辯的「經典」了。
但比我年輕的呂大樂和湯楨兆路數都不太一樣,呂大樂沒有樣陳冠中那麼著急要把香港放進一個「城市比較」架構去,他至少覺得香港文化本身就是足夠被觀察摸索的對象,也就提出許多有趣而富啟發性的觀點;早期我讀他的《城市接觸:香港街頭文化觀察》就覺得如此,但最近的《四代香港人》和《唔該,埋單》更把這些的觸角和姿態發揮得淋漓盡致。
湯楨兆是另一個香港文化評論界的「游離分子」,他的觀察對象除了香港社會本身,又包括了日本通俗文化。這在香港文化圈較少見(比較起來,台灣通日文、談日本的人多得多),但他的選題擇材頗出人意表(譬如以通俗文化和社會學觀點研究日本AV產業),觀察角度也獨樹一格(他談台灣導演楊德昌的角度就前所未見)…。
友直,友諒,友多聞,我因為香港作者而「多聞」(我讀了他們的書,就相信他們是我的朋友,不管我們是否曾經相識,也不管他們知不知道我這位沉默讀者的存在)。就一位台灣讀者而言,過去是不得不然(那是開放社會的優勢),如今則是一種「文化選擇」,香港的「生存史」既然獨一無二,它產生的作者與作品也就能獨一無二。只是香港文化產業偏通俗輕思考,這些獨特的作家與觀點常常需要小心注意才能找到。
(作者按:這篇短文是因為湯楨兆的新書《香港電影的血與骨》出版而寫的,我順其便「招供」我受益於香港作家的私密歷史,頗有「懺情錄」的意思,但我與香港文化和文化人的糾纏長達三十年,這篇短文是遠遠不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