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爪追蹤

偵探和他們的職業世界(之四)

詹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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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含仁

顧問偵探」(consulting detective)受人委託辦案,拿人錢財,與人消災,福爾摩斯自稱自己是這種行業的世上第一人;他的委託案件有時候來自私人請託(客戶中不乏帝王公卿之類的大戶),或者有時候也來自摸不著頭緒的警方。
但警方好像不是顧問偵探真正的衣食父母,因為那都是辦案警探自己私下的請教求助,不是正式的業務委託,既不付錢(可能是無法報帳的緣故),也從不曾對外承認福爾摩斯的貢獻。福爾摩斯對於來自警方的不公開請求,大部分也願意挺身而出,看起來原因也有兩個,一方面是可以藉此彰顯公家警探的方法落伍與思考愚蠢,一方面則是對特殊案件有一種接受智力挑戰的樂趣。
這樣的小說設計好像也僅適合某種時代背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仕紳也許還享有相當程度的社會階級尊崇,警方對於來到犯罪現場的仕紳神探表示尊重,也還容易理解。時間來到二十世紀之後,仕紳與貴族的地位愈來愈沒落,民主國家依照法律權利來對待人與事,偵察辦案逐漸成為國家機器獨占的公權力,再沒有一介平民如福爾摩斯者,可以在犯罪現場指指點點。福爾摩斯要協助警方辦案,除了以證人(專家)身分應訊,再沒有別的方式了。
小說家對這個處境也是敏感的,在柯南.道爾與福爾摩斯之後,有一些作者開始轉換方式來創造神探的職業身分,譬如把神探的職業變成新聞記者(用新聞記者的身分到處走動,打聽調查,看起來也是合情入理的),或者就直接把他們放在有權力辦案的警察機關,成了檢察官或警察,進入體制,有名的例子像法國小說家奚孟農(Georges Simonen, 1903-1989)筆下的「馬格雷探長」(Inspector Maigret)。或者再不然,作家筆下的偵探至少就得「融入」某一個職業,像在桃樂絲.賽兒絲(Dorothy L. Sayers, 1897-1975)的《謀殺也得做廣告》(Murder Must Advertize, 1933)裡,小說家就把神探「溫西爵爺」(Lord Peter Wimpsey)送進廣告公司擔任文案寫手(copy writer),而這份工作本來是小說家自己的現身說法。
溫西爵爺的「職業身分」其實是假的,彼得.溫西假扮文案寫手的目的是混進一家發生命案的廣告公司,用一個不啟人疑竇的身分明查暗訪。那麼,我們也許可以追問,溫西的正式職業是什麼?呃,他沒有「正式職業」,彼得.溫西只有「正式身分」,他的身分就是「爵爺」。溫西爵爺是位貴族,他不從事職業,和福爾摩斯一樣,他只從事辦案破案的「癖好」。他的癖好是協助警方辦案,警方也只好「樂意」讓他協助,但這也是貴族勢力的強弩之末了,在賽兒絲的溫西爵爺之後,再也沒有貴族或仕紳能讓警方讓出辦案的主導地位,業餘神探的黃昏就悄悄來臨了。
從溫西爵爺辦案時必須假扮文案寫手一事,其實已經預告了貴族神探的式微;雖然貴族的影響力或「惡勢力」還在,能夠讓警方配合,但民間社會反倒已經不配合了。如果一個沒有警方身分的人士來到廣告公司問案,要求每個人輪流接受訊問,並要求公司交出各種資料供偵探審閱,就像福爾摩斯或神探白羅(Hercule Poirot)經常幹的那樣,擁有公民權的企業家或老百姓一定倒過來問你有沒有證件、搜索令或拘提令,否則沒有人要理你。賽兒絲深知這個處境,儘管她筆下的偵探仍是一位夕陽無限好的「貴族偵探」(貴族血統的偵探仍是讀者粉絲傾心的對象),但辦案時,他不得不化身平凡的「職業上班族」(一種有辱貴族身分的行動),更不得不棄明查而就暗訪,那也是不得以的事。
我們什麼時候才真正承認「顧問偵探」本身是個職業?不,也許我應該修正一下問題,當福爾摩斯第一次承認自己是個顧問偵探時,我們這些讀者們基於對他的喜愛和崇拜,立刻就接受了世上確有這種工作內容的「職業」,我在這裡斤斤計較、不願輕易接受的,是福爾摩斯宣稱「他靠這項工作吃飯」這回事。後來的仕紳偵探處境以及作家創作傾向,使得仰賴「顧問偵探」吃飯的工作也愈來愈缺乏可信度和合法性。那後來,又是誰「拯救」了顧問偵探這個行業?他又是如何拯救的?

以我的想法,也許來自沒有貴族階級的民主國家美利堅合眾國的推理作家們,才是拯救資本主義制度下「偵探就業機會」的重要關鍵。讓我拿雷克斯.史陶特(Rex Stout, 1886-1975)筆下的肥佬神探尼羅.伍爾富(Nero Wolfe)來說吧,這位熱愛美食、收費昂貴的私家「顧問偵探」不再是把偵探當「志業」或「癖好」,而是徹頭徹尾把偵探工作當做一門「買賣」或「生意」,偵探與「現代社會」的關係才重新找到一個雖不高尚卻實際可信的「生存之理」。
尼羅.伍爾富是美國作家雷克斯.史陶特創造的一個極受歡迎的角色,他心寬體胖,體重超過一百四十公斤,一般椅子承受不住,他必須坐在特製的椅子上。他熱愛閱讀、蘭花和美食(嗜好還留有一點貴族氣息),他在紐約市開張執業,辦公室座落曼哈頓西三十五街一間棕石公寓。伍爾富恐懼出門,他願意離開座位的唯一理由,是到公寓屋頂去看他養了一萬多株的蘭花;他有一位街頭小混混的助手阿奇(Archie Goodwin),這位小混混行動敏捷、個性急燥、出言不遜,但卻是伍爾富偵探的「足君」兼「眼線」,負責為他在外問案、搜集資料,兩人一胖一瘦、一動一靜,成為推理小說史上令人一讀難忘的「辦案兩人組」。
伍爾富完全把偵探的「顧問」工作看成一種「銀貨兩訖」的生意,不帶社會正義與人道同情,這件事是值得注意的。在史陶特的經典之作《嚇破膽聯盟》(The League of Frightened Men, 1935)裡,一開場客戶上門時,就說自己是別的朋友介紹而來,而且朋友還告訴他這位顧問偵探頗為「貪財」,我們這位肥佬神探就鎮定地回答說:「我隨時都需要錢,不過那是我的私事。…你的案子的費用總共是一萬美元。」
這個價碼當然是天價,當事人不是對價格有意見,畢竟來求助於伍爾富的顧客都是有困難又有財富的人,但這位客戶對偵探建議的工作方向卻有不同意見,這時候你就發現伍爾富堅持的不只是「價格」,他說:「不,希伯德先生!我雖然缺錢,但如果你堅持這種唐吉訶德式不切實際的幻想,那麼,我認為你應該做兩件事:第一,如果你有受扶養人,趕快去買一大筆人壽保險;第二,認命,接受你遲早難逃一死的事實!」
沒多久,這位求助不成的當事人果然失蹤了(他倒是真的買了一大筆保險);他的繼承人再度跑來求助,表示願意支付那「一萬美元」的價格。但,我們這位沒有「同情心」的神探再度拒絕了她。伍爾富轉而向其他受到威脅的受害人兜售他的服務,索價一共是五萬六千九百一十五元,受害人嘩然,激烈表示抗議,伍爾富說了一段福爾摩斯絕不可能說出的「厚臉皮」的話,這句話也就是「正義偵探」與「職業偵探」的歷史分水嶺。他究竟說了什麼,我們要等到下一期再說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