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眼

西藏事件 面面觀

三月十四日發生的西藏暴亂和鎮壓事件,引起全世界關注。北京恰在兩會期間,西藏地區的黨政領導人都在北京開會,遙控指揮,顯得有些手忙腳亂。同時,中國人自豪無比、舉世矚目的北京奧運會,正值緊鑼密鼓的最後籌備階段,國際上,不免有些聲音,藉機提出敏感的人權議題,向北京當局施加壓力。

劉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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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含仁

這時候出這個亂子,如何維持一個客觀理性的看法,很不容易。
中國人最難克服的是民族主義情緒,尤其是漢族沙文主義傾向,這是一個半世紀以來的國恥,在我們內心深處埋藏的仇外情結(xenophobia)所遺留的歷史殘渣。全中國和海外絕大多數華人,觀察分析西藏三一四事件,必須首先面對這方面的考驗。
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但是,歷史情境不同,問題也就不同。
首先,最難釐清的是整個事件的事實真相。現根據我能接觸到的各方資訊,大致歸納如下:
中國官方的統一說法大致有三點:第一,這是達賴喇嘛集團有預謀、有組織、精心策劃的行動;第二,這個行動的短期目標是「綁架奧運」,不惜以打、砸、搶、燒等不法手段,擴大事端,吸引國際媒體注意;第三,行動的最終目的是分裂祖國,造成西藏獨立。
除了中央電視台和人民日報等平面媒體的報導和評論,代表中國官方觀點的佐證,還有兩項,應該提出供參考。
第一項是中央電視台連續多次播出的一段為時十五分鐘的紀錄片。
這段紀錄片,集中呈現的是事件的「暴亂」部分,鏡頭詳細介紹了出事地區的災難場景,打、砸、搶、燒的部分過程,和事發後對受害者(包括藏民)的訪問。
有意避免的,則是「鎮暴」的一面。
第二項是外交部發言人秦剛提出的達賴集團五大罪證:在國際上宣傳,西藏是被中國占領的國家;企圖推翻西藏現行制度,恢復政教合一的神權統治;堅持建立包括四川、青海和甘肅部分地區在內的「大藏區」;要求中國從「大藏區」撤軍;把「大藏區」的所有非藏族人遷走。
從中國官方提供的全部圖象中,有些重要的東西,我們或者完全看不到,或者重點有所轉移,有些事態,也有輕描淡寫故意省略的嫌疑。
西方媒體的報導和評論,也可以歸納為三點。
第一, 達賴喇嘛本人是個「和平主義者」,他反對暴力,對於西藏本身的未來,他只要求自治,不主張獨立;
第二, 中國違反了《西藏協議》,一九五九年西藏暴動,達賴喇嘛出走,在印度的達拉薩蘭建立流亡政府,中國武力占領西藏,實施對西藏傳統宗教和文化的高壓政策;
第三, 中國的鎮暴行動,違反西藏人民的言論和集會結社自由,侵犯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
必須指出,西方媒體的一般報導和評論,也一樣受到本身價值觀的約制,未必沒有自以為是的偏見。舉例說,一位自一九八六年來,在西藏住了二十多年的作家Patrick French,便給《紐約時報》的專論版寫了篇文章,題目就叫做:《他也許是神,但不是政治家》。這堛滿u他」,指的就是達賴喇嘛。文章的主旨認為,達賴和西方的達賴迷,事實上傷害了西藏老百姓。達賴固然鼓吹和平主義,達賴迷也把他視為「甘地第二」,甚至頒發「諾貝爾和平獎」,但他離開西藏四十多年,對西藏的現狀和變化,並不瞭解。尤其是他手底下如今主持流亡政府的少壯派,絕大多數都是西方教育系統培養出來的,對今天的西藏,非常隔膜,想法和做法,不免受到西方意識形態的影響,傷害了西藏人民的利益,仍茫然無知。

此外,西方媒體難逃商業利益左右,弄虛作假,也是常有的事。這次事件,大陸網民就揭發了CNN播出的現場畫面中,將暴民打砸搶的部分,故意剪掉的手法。
西藏事件發生時,剛好是台灣

大選進入最後一個禮拜的白熱化時期。對立兩方都在事實不明、真相待查的情況下,為了當前的選舉利益,根本不顧是非對錯,很快做出結論。全世界只有兩位政治領袖人物,針對西藏事件,提出了「抵制奧運」的主張,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是其中之一(幸好加了但書,留下餘地)。謝長廷更是荒謬,居然罔顧現實,打出「今天西藏,明天台灣」的恐怖口號。
台灣的平面媒體和電視,對於西藏事件的報導和評論,基本上也是「想當然耳」,思路完全照抄西方流行的說法。有位電視名嘴,手上沒有任何證據,卻能信口開河,還表現大義凜然的氣概。
在資訊如此混亂的條件下,我們如何判斷三一四事件的是非曲折?
下面這幾條,我認為可以暫時做出結論,當然,隨著事態發展,新的證據出現時,我們要有隨時修正的準備:
第一,達賴喇嘛也許沒有直接參與這次事件的籌劃、組織和指揮,他要求西藏自治而非獨立的說法,基本可信,然而,他手底下的人,可能已經失控;

第二,事情發生在一九五九年西藏暴動五十週年的前夕,又距北京奧運不到半年,加上一般觀察家公認達賴本人跟少壯派之間意見分歧的事實,大概可以推論,這次事件的幕後主導者,就是達拉薩蘭少壯派中的一部或全部。據說中國政府的有關部門,截獲了西藏內外祕密聯絡的證據,希望早日公布;
第三,少壯派沒有遵守和平示威的原則,為了吸引全球注意,甚至採取了喇嘛不忌諱流血、儘量把事情鬧大的做法。錄影畫面顯示,縱火焚燒的地方,跟通常的暴民趁火打劫行為不同,沒有集中在一、兩個地方,而發生在拉薩全城幾十個沒有自然聯繫

的點,還包括學校和醫院。如果事前沒有規劃和人力組織分配,不可能產生這樣的情況。
眼前事件的性質弄清楚,還是無法說明事實真相。我們應該從更深更廣的角度探討一下。
西藏事件的深層原因,可以談兩點。
第一,涉及中國發展道路上的基本戰略思想。對內,青康藏高原是中國主要水系的發源地,直接影響整個國家的生存和發展。對外,西藏位於中國、印度和俄羅斯三個大國的交會點,戰略地位無比重要,不可能輕易放棄。青藏鐵路可能是世界最艱苦的工程,經濟效益跟巨大的人力財力投入,不成比例,但在戰略考慮上,縮短距離,加快運兵速度,所以非建不可。
第二, 這次事件的爆發,固然有人為政治操作,根本的起因,跟全球化大趨勢造成的發展不平衡有關。尤其在青藏鐵路通車後,漢族的人力與資金,大量湧進,商業文化長驅直入,對當地文化和經濟生活,造成巨大壓力。另一方面,達賴流亡政府,看到了這種趨勢,時不我待,壓力日增,加劇了達賴及其追隨者之間的分歧,和平思想轉化為暴力行動。
最後,還需一提的是,城市群眾暴亂,任何現代國家都可能發生。保護無辜居民的生命財產,依法平息暴亂,具有正當性,為什麼不能讓媒體公開報導?封鎖一切新聞渠道只留官方媒體的做法,啟人疑竇,效果適得其反。
中國的社會和經濟部門,已經搭上現代化的快車,一日千里。中國政府的治理方法,還跟不上形勢。

作者

台大哲學系畢業,一九六六年就讀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政治研究所,後因投入保釣運動,放棄博士學位。七二年考入聯合國祕書處,一九九九年退休。作品包括小說、散文、評論與運動文學等,出版有《劉大任作品集》十二種(皇冠出版),本專欄亦結集出版《紐約眼》《空望》《冬之物語》《月印萬川》《晚晴》(印刻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