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人語

穿高跟鞋爬山 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得主 彭汪嘉康


得到台灣第一屆傑出女科學家獎,彭汪嘉康認為女性從事科學,除了努力外,還需要一點運氣。

星期三,彭汪嘉康在台大腫瘤內科有固定門診。每個病人推門進來,她都親切地詢問對方身體狀況,新開的藥效果如何、有沒有舒服些。厚厚一本病歷,她不停翻著、讀著,再沉穩地寫下新的紀錄。她也用溫暖的微笑給病人打氣,勸他們多吃多動、多找朋友聊天。她的樂觀正向很有感染力,給癌症病人的不只是醫療,還有希望。

為病人多做一點

她七十六歲,很多人到這個年紀已經動不了、或是等著被救,她卻完全相反,穿著窄裙、高跟鞋,看起來比身旁的年輕醫生還有活力。她說年輕時在美國帶高大的醫生巡房,總得拉長脖子說話,所以用高跟鞋讓自己高一點,穿習慣了,現在連爬山都穿。
穿高跟鞋不見得舒服,也不能大步走路或奔跑,但卻能讓人挺直腰桿、優雅的往前走。成長在中國傳統官宦世家的彭汪嘉康,就是以這樣優雅的小慢步,闖入以西方男人為主的科學界。半世紀前,她是台灣第一位女外科醫生,後來到美國國家衛生院轉做癌症內科研究,一待三十三年,她在癌症醫療的研究成果,使她在一九七二年獲得美國公務員最高獎項亞瑟.弗萊明獎,這個獎從來沒有給過外國人和女性。
七○年代,台灣惡性腫瘤躍居十大死因首位,卻連一位腫瘤專科醫生都沒有,病人存活率只有美國的一半。一九八四年她當選台灣中研院院士後,返台協助訓練台灣第一批癌症專科醫師,後來甚至放棄美國的高薪工作,回台替國家衛生院設立癌症研究組。十多年來,她推動的腫瘤臨床試驗,是美國FDA公認亞洲最先進的癌症臨床研究。
採訪這天,她一早七點就到台北萬芳醫院開會,去年底她從國家衛生院退休,醫界舊識又拜託她到萬芳幫忙。「他們希望我提昇這裡的癌症醫療,我想這我還可以做。」一口外省腔,彭汪嘉康說話的態度認真急切,每個字說的又快又用力,笑的時候,連眼角的魚尾紋也跟著笑,勾出美麗的弧度。
她繼續說,「我只希望能為病人再多做一點。做研究的醫生一定要看病人,才知道研究結果能不能應用。另外,我做研究得到很多榮譽,但不是每次都成功,也會有失落感,我看病人就不會有失落感,治療後,你可以看見他好起來,每次在門診,大家都好高興。」
「當然也有人後來還是走了,但我覺得盡了力就好,而且我可以看見他為什麼走,很多地方是我還可以補救的,這個病人來不及,但下個病人可以。」


看診時,她非常認真的面對病人,給病人很大的安全感。


彭汪嘉康和她的先生彭。夫妻兩人樂觀開朗,看見他們的時候,幾乎都在笑。


頒獎典禮前,主辦單位問彭汪嘉康希望誰來觀禮?她說,希望能有女高中生來,「我的經驗,也許可以給她們一點幫助。」

正面 使人有力量

彭汪嘉康看待人生的方式很正面,即使說到挫折,也都用:「這又是一個笑話啦」來當開場白,說完後笑得很開心。她的人生也是這樣,非常正向、努力,也因此非常幸運。好比她在面對失去親人的錐心之痛時,卻能在其中找出正面的力量,並且專心一致的發揮這個力量。
她出生在中國蘇州,開絲廠的祖父曾是清朝命官,家境非常富裕。她和小她八歲的弟弟特別親,每天一起玩。但弟弟四歲時得了肺炎,醫生問診後,卻什麼也沒做,全家人絕望的看著弟弟死去。
「那醫生還是我們家認識的,我很氣他,那時已經有盤尼西林,他都沒去找,很差勁。我們全家都好傷心啊,那時我跟媽媽說:『弟弟雖然走了,但我會去學醫,以後救更多的人。』我從沒忘記對媽媽說的話,只要我能夠幫病人多做點什麼,我都會做。」
她捨棄本來最想念的數學,一心一意考醫學院。二戰結束後,她父親來台做生意,也把全家遷來台灣。她一九四九年考入台大醫學院,實習時,病人看到女醫生不會大驚小怪,最有反應的是護士小姐。「護士會幫男醫生把事情做好,不幫女的,差別待遇。」她不想和男生(尤其是帥哥)同組,那會顯得自己動作慢,便每天六點出門,提早到醫院把該做的事做好,結果成績拿了九十九分。「所以被欺負,也是有好處的。」她笑著說。


她現在仍穿短裙、高跟鞋,視力極好,皮膚也好的不像她的年紀,整個人充滿活力。

異鄉的雙重歧視

上個月,彭汪嘉康得到第一屆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領獎時,她像小學生般向大家自我介紹:「常有人說我的姓很怪,只聽過歐陽,沒聽過彭汪啊!我都說,彭是我先生,汪是我自己。」坐在台下的彭先生,或許聽出太太話裡的感謝,笑得像個彌勒佛。許多女性為了家庭放棄職場,但對彭汪嘉康而言,這段結縭四十八年的婚姻,才是她成為女科學家的起點。
台大醫學院畢業後,她以優異的成績進入台大外科實習,之後赴美完成外科醫生的完整訓練。當時美國不允許外籍醫師開業,她為了等待機會,便向好幾間醫院求職。好不容易等到回音,但簽約那天,當女院長一聽到她即將要結婚,立刻反悔,不管她如何保證婚後懷孕不會影響工作,女院長都不為所動。
彭汪嘉康露出惶恐的表情說:「哇,一下子,我連job都沒了,但要不是這樣,我今天不會對癌症研究有點貢獻。走外科,我頂多很有錢。」
在異鄉接連遇到種族、性別歧視,她的外科夢破碎,人生的轉彎卻在此時出現。原本要失業的她,在男方證婚人的介紹下,進入美國國家衛生院,轉做基礎醫學研究。六○年代,科學家發現人類染色體有四十六個,卻沒有人注意到染色體與癌症的發生有關。她選了一條沒有人走的路,在腫瘤樣本中觀察染色體的變化,成功證實癌細胞起於染色體的變異,為癌症和家族遺傳的關聯性,找出重要線索,也為全球癌症醫療確立了新的研究方向,增加治療的機會。
許多成功的人,都會感謝另一半的犧牲,只是這個社會比較習慣聽男人這麼說。彭汪嘉康也非常感謝先生,讓她做研究時無後顧之憂。她先生彭大她八歲,當年學的是醫療工程,兩人在留學生的聖誕晚會上認識。婚後,四個小孩出生,他們輪流送小孩上學,兩人都忙時,她會把孩子帶到實驗室,先生也會父代母職,出席孩子學校的Mother's day。
現在在榮總當工程顧問的彭告訴我們,彭汪嘉康當年做不成醫生、轉做研究,成就雖然很高,但心裡還是有遺憾,「她最想做的事還是面對病人。回台灣前,她就常跟我唸,沒看到病人怎麼算醫生。」
一九八四年,彭汪嘉康當選台灣中研院院士後,利用休假時間美台兩地跑,帶回美國一流的癌症權威替台灣醫生上課。第一階段訓練結束,很多人都想返美,後來做了國家衛生院院長的吳成文也想離開,彭汪嘉康力勸他留下,並保證自己兩三年後一定回來。
「我沒想到她真的信守承諾,三年後真的回來。而且為了回來教台灣的醫生,那三年她竟然在美國,從基層的住院醫生做起。」吳成文感動地說。

做自己想做的事

那時彭汪嘉康五十八歲,本可在美國優渥退休,她卻重新回到醫院,像剛出醫學院大門的醫生,每天到門診看病。辛苦三年,拿到美國癌症臨床專科醫師執照,她就離開先生和四個兒女,隻身返台,一待就是十五年。是什麼力量支持妳這麼做?彭汪嘉康只笑說:「要回來教別的醫生,就該全部重學一遍,這樣才有信心。」
我問她,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是什麼時候?她想了想說:「能夠和我的兒女、十三個孫子孫女聚在一起最快樂。」沉默一會,她又說:「我人生最高興的是,我能夠做我想要做的事。」
「我祖父做生意,也學中醫。他跟我們講,他做中醫救人,是給祖上積德,後世子孫也會有好報。我最快樂的事就是看病人,尤其有些人,很多醫生不幫他們治了,那有多絕望。當他們來找我,我能夠看著他從我病房走出去,真的很高興,等於我沒有白學,我有能力拉他回來。」
「我為什麼每天都高高興興,因為看見病人高興,我就高興。」她說完,又喀喀喀踩著高跟鞋,趕著去開下一個會。那個當年失去弟弟、立志救人的十八歲小女孩,原來從來沒變過。

彭汪嘉康小檔案
1932年 出生於中國蘇州
1948年 16歲來台念二女中(現在為中山女高),隔年考上台灣大學醫學系。
1955年 23歲醫學系畢業,當住院實習醫師一年後,赴美完成外科醫師訓練。
1960年 在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工作,主攻癌細胞染色體研究。
1968年 當選十大傑出女青年。
1972年 獲美國最佳公務員獎。
1984年 當選中研院院士,成為繼吳健雄、黃周汝吉之後,台灣第三位女院士。
1993年 回台,任職中研究,陽明及台大醫學院教授。出任國衛院癌症研究組主任(去年退休),癌症基金會副董事長。


彭汪嘉康的生活樸實,她說婚戒本來沒那麼大,有一次她去國外開會,當地的鑽石比較便宜,先生知道後說:「趕快換一個。」

後記

彭汪嘉康非常忙,我們在她開會的空檔採訪她。她總是笑咪咪,記性極好,說起年輕時在台大念書的事,老師和同學的名字、個性,她都記得很清楚,只有說到對她不好的人,便想不起對方的名字。

在診間替病人看診時,她給病人的溫暖,讓我突然有一種「萬一以後生病就來找她」的念頭,但轉念又想,找她不就代表得癌症?還是不要亂想的好。

她雖然不能替病人痛苦,但把他人的苦痛當成自己的來認真面對,這就叫慈悲吧。

撰文︰於蓓華 
攝影︰李智為